傍晚，收到烟台市委党史研究院寄来的《烟台红色文化图谱》。晚饭后，沏上茶，在灯下翻开这本厚重的书。书页轻响间，心潮却难以平静。它于我，不只是一部史书，更如一束穿透岁月的光，照亮了脚下土地的峥嵘来路，也让家族长辈们的名字，从记忆与文献的尘烟中走来，变得愈发清晰、可敬。
我叫于泉城，祖籍蓬莱县安香于家村，是安香于家东支始祖于瓒的后人。退休前，我在龙口矿业集团负责史志编纂工作。我的家乡是蓬莱县委成立所在地，也是蓬莱抗战第一村。听父亲讲，我家老辈就和革命分不开。我的二曾祖父于炳南抗战时期明面上是村里保长，实际是村党支部书记（指导员），暗中保护于眉他们开展工作。我曾祖父于光济也是真心拥护革命，他家曾是于眉他们开会的地方，在三个儿子都在东北经商的情况下，他就把家里的小女儿送出去参加革命。给八路军根据地送军粮时，曾祖父总是牵着家里的骡子亲自去。正因为有这段家史，我退休后也没闲着，常回老家打听过去的事，总想把这些革命先辈的事迹理清楚、写下来。这些年来，我陆续为于寄愚、于眉、于大申这些革命先辈，还有于耀光烈士写过传记文章，发表在《烟台日报》等报刊，也被烟台党史网站转载。
这本书的到来，让我对先辈事迹有了更深的理解。
阅读中，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在《图谱》中鲜活起来：于眉、于仲淑、于寄愚、于大申、于汀子……他们都是我“本家爷爷辈和姑奶奶辈”的先辈，于大申更是五服之内的本家爷爷。安香于家重教尚学，1916年，于眉的父亲于光垣返乡后，还带头出资与几位士绅名流在安香于家与二刘家村之间筹建了蓬莱启明小学，方便周边村子的孩子读书。安香于家走出不少文化人与大户人家。我们东支也是如此，这些先辈的人生起点令人羡慕：于眉之父是清朝的盐税官，伯父为京中御医，叔父任北平法官，家境殷实，堪称村中首富；于大申之父亦是乡里富商，买卖从蓬莱做到了丹东。他们的后代本来完全可以走一条顺当舒服的路——上名牌大学，找份体面差事，升官发财，安稳过日子。
然而，当日本侵略者侵犯中华大地，国家和民族到了最危机的时候，他们做出了共同的选择。于眉（原名于经海），北京大学学子、当时是北大党总支委员，他停下学业，按照党组织的安排，于1937年返乡家乡，在家乡成立蓬莱县委，他是首任县委书记，1938年2月，他在安香于家和艾崮山那一片点燃了抗日烽火，并在艾崮山区开辟根据地，创建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后改为“第三军第二路”，简称“三军二路”），他任政治特派员，发动了蓬莱抗日武装起义。于眉的二哥于仲淑，是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小学校长，放下教鞭，拿起枪，任“三军二路”副指挥，后来任蓬莱县抗日民主政府首任县长。于眉的四哥于寄愚，原名于玉海，曾用名叫于海，先后在唐山交通大学、杭州国立艺专读书，是大画家李可染的同学。他于1930年因为参加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同年在上海参加革命，1932年入党，担任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的领导，还在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及左翼进步报刊《文艺新闻》工作过。为了革命，他坐过两年牢，被保释出狱，回家乡短暂养伤后，又到北师大念书。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返回家乡，任“三军二路”的参谋长、副指挥，是胶东《大众报》首任总编辑。还有于大申，本是北师大体育系的足球好手，后来成了蓬莱抗日中学的训育主任、胶东《大众报》代总编辑、《烟台日报》首任社长兼总编辑。于眉的大妹妹于汀子，七七事变后毅然中断了在日本学医的学业，回国参加抗战。于眉的小妹妹于春华，在抗战中英勇负伤，不久就病逝了……说起来让人又感慨又感动，于眉的儿子于铭泉告诉我，于眉这个富足的家庭里，前前后后有九位亲人投身到那场救亡图存的大潮里，是什么让他们放弃“小我”前程？《图谱》以详实史实铺陈出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答案不言自明：那是深植于心的“大我”情怀，是读书人骨血中家国担当的必然迸发。根据《安香于家村史》记载，在于眉等人的带动下，安香于家村这个200多户的村子，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全村有130多人参军参政，并涌现了6名革命烈士，仅抗战时期，就有50多人参军参政。
《烟台红色文化图谱》的珍贵，首在其“接地气”。它不以空泛说教示人，而以烟台大地上的革命旧址遗迹为经纬，将重大事件与人物事迹生动编织，图文互证，史论相融。从党团组织、政权建设、军事斗争到文化教育、群众运动，脉络清晰；从重要人物、重要会议、重要战役到后方保障、民众参战，细节丰盈。历史在此可触可感，精神在此可学可敬：某个村庄的深夜会议，某条山道的激烈伏击，某份报纸在油灯下的创刊号……这与基层史志“求真求实、见人见事”的追求高度契合。我深知，唯有细节真实，历史才有温度，精神才得传承。
其次，这是一部写“人民”的书。它不仅铭记了烟台革命斗争的重要领导者，也专设了“英雄烈士”、“缅怀追思”篇章，深情记载了许多普通战士、英雄模范和革命群众的姓名与事迹。这让我深切感到，我那些本家爷爷辈的人闹革命，绝不是单枪匹马，他们身边，是千千万万觉醒的胶东老百姓。于仲淑能当上县长，是因为有成千上万老百姓支持他；于寄愚和于大申办报，离不开通讯员、印刷工和冒险传递的读者；于眉开辟根据地，根子更是在于蓬莱老百姓的真心拥护。红色文化，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文化。《图谱》将“英雄故里”“烈士陵园”郑重地写进去，正是认准了人民才是根本，他告诉我们，红色江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无数有名、无名的革命英雄和百姓一起打下来的。
合上书，心里还是平静不下来。作为研究蓬莱红色文化的爱好者和革命先辈的后人，我感觉这本书的出版，不单单是为了回头看看历史、表达敬意，更是给今天和以后的我们，立起一个精神的标杆。它像一盏灯，照着我们是从哪儿来的；它也像一团火，提醒我们该往哪儿去。那些本家爷爷辈的故事告诉我，真正的“富足”，不是家里有多少钱，而是精神是不是高尚，理想是不是坚定，是不是把自己这一辈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绑在了一块。
我在想，现在是和平年代，传承红色基因，更重要的，是把革命前辈那种担当和奋斗精神，化到我们平常的工作和生活中。讲好烟台的故事，不光是为了说说过去的荣光，更是为了从里面吸收力量，把今天大家干事创业的思想和行动凝聚到一起。
感谢《烟台红色文化图谱》编委会的辛勤付出。他们做了件大好事。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次和自己家族史、革命史深深的内心交谈；对更多读到它的人来说，它是一把打开胶东红色记忆大门的钥匙，是一座连起过去和现在的桥，能鼓动人别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能推着人不断往前走。
故土的灯火，因为这些故事，永远不会熄灭；家国的山河，靠着这种精神一代代传下去，会越来越壮丽。
作者简介：于泉城，1964年生于济南山师大，祖籍蓬莱安香于家，退休前为龙口矿业集团史志办主任、首席编修。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煤矿作家协会第六届理事，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散文《关于电话的记忆》入选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6部委联合开展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和我的祖国”大型征文活动，在4万多篇稿件中择优（选出192篇优秀作品，本人作品为第71篇）发表在《光明日报》，并被人民网、光明网、学习强国、中国文艺网、中国作家网、《中国改革报》等中央级媒体转载，散文手稿被中国煤炭博物馆（国家一级博物馆）收藏。散文在山东省总工会以及烟台市委宣传部、市文联组织的征文中分别获二等奖，散文入编山东省委宣传部、省作协联合出版的《小康记忆》丛书、省散文学会《齐鲁青未了-山东省散文家精短作品选》等作品集，近3万字纪实文章收录《烟台改革开放实录》第10卷。为《龙矿集团志（1991-2016）》副主编。参与编辑《山东企业年鉴》2015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