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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天华在烟台革命纪实:冒险潜入国民党十七军军阀刘珍年的司令部大院

2026-03-03 13:55:37

乔天华于黄县崇实中学毕业之际，发表《道德论》一文，公开声明脱离宗教。这一果敢之举触怒了教会中的外籍势力、趋炎附势者及校方，遭致教会内外势力的歧视与排挤。他不堪受辱，愤然辞去教员职务。

1929年，经学生王白雨的岳父——时任烟台培真中学董事长的刘某引荐，乔天华赴烟台培真中学任教。在烟台期间，他的思想完成了从向往民主主义到接受共产主义的重大跨越，这成为其一生政治道路的关键转折点。

任教于培真中学期间，乔天华以教师身份为掩护，持续推进革命工作。一次，他随学生王白雨、刘永生前往烟台西山崆峒社，偶遇平度同乡、中共烟台市地下市委书记孙殿宾（化名孟宪章）。经王、刘二人引荐，乔天华得知了孙殿宾的真实身份。此后不久，孙殿宾便频繁与乔天华交往，二人正式开启革命协作历程。

早在黄县崇实中学求学任教期间，乔天华在进步青年教师刘谦初的熏陶下，便已显露鲜明的革命倾向。他牵头组织读书会，成员涵盖学生陈迈千、王正一及教员姜飘叶等人，众人秘密研读陈独秀《寸铁》等进步书刊；还以“狂龙”“天芬”等笔名，在大连《泰东日报》、哈尔滨《国际日报》发表文章，积极传播新文化思想。这些进步经历被孙殿宾悉数知晓后，更添对乔天华的信任与器重。孙殿宾常向他递送进步书刊，详尽解读党的方针、政策与宗旨，诸多革命事务皆与他商议，并多次劝说其加入中国共产党。乔天华虽由衷拥护党的主张，却因自忖缺乏政治工作经验、不善交际，暂时婉拒了入党邀请。

1931年下半年，乔天华接受聘任，离开培真中学赴烟台益文商专任职，担任图书馆主任兼美术教员。同年7月前后，孙殿宾告知乔天华，中共山东省委派巡视员汤宪亭（又名汤汝贤、李美亭、李春亭，亦曾化名张）抵达烟台，并将其安置在乔天华家中居住。据记载，汤宪亭为泰安人，留苏归国。他在乔家短暂居住后离去，当年秋季再度赴烟，仍下榻乔家。与汤宪亭的朝夕相处，让乔天华接受了更为系统的革命教育。1931年10月，经孙殿宾介绍、汤宪亭代表组织批准，乔天华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乔天华即刻投身烟台市委的领导工作，具体分工为负责宣传、收发文件及发展学生党员，其卓越的组织与宣传才干迅速得以展现。当时烟台市委的领导架构为：孙殿宾任书记，一位化名老杨（本名不详）的同志负责工人运动与经费筹措，重大工作多由三人会商决定后分头执行。彼时的烟台市委未设委员建制，下属无党支部，直接管辖4个党小组：益文商专3个小组，组长分别为李安荣、庞延熙、朱文叔，庞延熙离任后由孙汉卿接任；烟台八中1个小组，组长为王兰英。目前可考的党员还有刘梅卿、于贞瑜等，共计20余人。

孙汉卿（建国后曾任原山东大学党委书记）

当时烟台的革命环境极为恶劣，为规避敌人监视，组织活动多在荒郊野外等僻静处开展，乔天华家中亦是重要联络点。同志们不畏艰险，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乔天华曾回忆，彼时每日工作繁忙至废寝忘食，尤其每逢周日，他凌晨4时便起身，未进早餐便赶往南山顶，连续参与益文商专3个党小组的秘密集会，往往直至日落西山才结束。节日期间，他还要起草宣言、书写并张贴标语；平日里则频繁与孙殿宾、老杨会面，召开党小组长碰头会。

党组织在群众中的核心工作，是在各校组建“读书会”“反帝会”，向学生开展抗日救国宣传。通过这些活动凝聚进步力量，遴选党的培养对象。至1932年春，党的群众工作覆盖面逐步扩大。乔天华曾牵头发动烟台八中与益文商专学生联合行动，驱逐反动教员；老杨同志则领导西沙旺工人开展罢工斗争，为提升薪资权益奋力抗争。宣传工作中，乔天华颇具巧思，将标语、传单印制在小红纸条上藏于袖口，趁夜间人流密集时段悄然张贴，足迹遍布全城，甚至冒险潜入国民党十七军军阀刘珍年的司令部大院。凭借这份机智果敢，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得以广泛传播，宣传工作成效卓著。

1932年夏，烟台市委书记孙殿宾赴青岛向山东省委汇报工作时不幸被捕。不久后，乔天华收到省委密信，被指定代理烟台市委书记。1932年10月，山东省委派于姓同志（本名不详）接任烟台市委书记。乔天华先将老杨同志引荐给于同志，约定次日下午2时在毓璜顶东南沟详细交接工作。不料风云突变，当日下午1时许，乔天华在益文商专图书馆办公时，本校教员姜贯一（又名姜飘叶）与训育主任阎怀生突然匆匆赶来。姜贯一讲述了孙殿宾被捕后的相关情况，真伪难辨之际，竟公然劝说乔天华与他一同自首。

姜贯一原是黄县崇实中学教员，1930年经乔天华引荐赴烟台培真中学任教，曾在乔天华家中食宿。长期相处中，乔天华发现其自私自利、热衷功名利禄，遂于1931年春姜贯一入党后不久，经组织决议将其秘密开除出党。此时姜贯一的卑劣嘴脸彻底暴露，乔天华当即断定自己已被他出卖。烟台党组织遭受重创的危急关头，乔天华深知局势凶险，却沉着决断，表面依旧镇定自若，以“此事重大需审慎考虑”为由搪塞，借“有急事处理”的托辞让二人稍候，随即趁机离校返家。向妻子取走家中仅有的8元钱后，乔天华立刻分头通知姜贯一认识的党员，约定下午4时在敦和洋行集合，准备撤离烟台。之后，他按约定时间赶往毓璜顶东南沟与于同志会面，却未见对方踪影。恐久等生疑，乔天华向益文商专学生王白雨简单交代后续事宜后，便赶赴集合点安排众人分头转移：他与刘永生、王兰英、于贞瑜等6人乘船赴青岛；刘梅卿、卫××二人乘船赴威海投奔亲友；李安荣因延误时间与众人失联，后获悉其赴荷兰投奔侨居当地的父亲。

乔天华等人抵达青岛安顿后，老杨同志历经周折找到他，转达烟台于书记的要求，希望乔天华将留守的学生党员引荐给自己。乔天华当即致信孙汉卿同志（后任山东大学党委书记），嘱其与于书记接洽办理交接。本以为组织关系交接已然完成，未料中途生变。直至22年后的1954年，乔天华在济南与孙汉卿相见问及此事，才得知孙汉卿当时并未收到信件，老杨同志亦未返回烟台联络他。

乔天华对老杨同志的耿耿忠心，数十年间始终难以忘怀。老杨同志将个人命运与党的事业紧密相连，为筹措党的经费不惧艰险，领导工人运动不辞辛劳。自青岛分别后，乔天华便与老杨同志失去联系，始终不知其下落。1933年7月，乔天华调任潍坊工作，一日进城时，见东沙河畔有十余人被敌人处决，城门张贴的布告中，有一名“杨××”的死者被标注“在烟台从事革命活动，于潍坊被捕”。结合老杨同志自青岛离开后未返回烟台的情节，乔天华悲痛推断，老杨同志已然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