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网站发布《国有资产法草案》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青岛大学经济学院2026年1月9日下午在3号实验楼423教室举办《人本论》讲座社会实践专题讨论课。在青岛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吕学梁教授主持下，组织2024级理论经济学研究生研讨《国资法》修立草案征求意见稿，邀请青岛市国资委原主任、青岛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青岛大学经济学院《人本论》讲座社会实践导师于大江，青岛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张波、青岛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委副主任、市国资委原一级调研员崔竹，青岛市国资委一级调研员、原法规监督处处长姜海光，黄岛区人大常委会全国立法调研联系点负责人赵中宇等专家学者到会指导。青岛大学经济学院《人本论》讲座课堂教学导师常璟副教授现场指导。
青岛大学经济学院《人本论》讲座主讲人马卫刚在开题发言中说，《人本论》讲座的特色宗旨是理论联系实际，不是照本宣科讲授原理，而是重在运用新时代政治经济学理论探索成果，研究分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变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理论实践课题，以提高学生的综合分析研究能力。前段《人本论》讲座中，在研究探讨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有制理论的课程里，专题讲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资国企改革的一系列理论实践课题，恰逢国家修立《国有资产法》面向社会征求意见，这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难得的社会实践教学机会。希望同学们运用自己的研读成果围绕这个专题参与进来形成专题研究报告，并用好这个机会向国家最高立法机构提交修法改立具体建议。这作为《人本论》新时代政治经济学讲座的一项社会实践活动是很有意义的。
在课堂交流阶段，青岛大学经济学院2024级理论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结合《人本论》新时代政治经济学理论研读成果，围绕《国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先后发言。王蕊同学说：一是建议在草案总则中明确“国有资产服务于全体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核心目标，强化国资“人民属性”的具象化表达，将《人本论》“人民是国有资产主人”的逻辑落到法律条文上。完善国有资产收益共享机制，要求将部分国资收益定向用于民生保障、公共服务等领域，体现《人本论》提出的社会主义生产总过程“生产与消费相统一”的本质属性。二是建议在企业国有资产章节中，增加国企职工民主参与治理的具体条款，凸显“劳动者主体”的权益保障，保障“自由合作劳动者”的知情权与监督权。针对国企薪酬差距较大的问题，明确工资分配需兼顾公平与激励，向一线劳动者、科研人员倾斜，契合“人的价值优先”理念。三是建议草案细化国资布局规划，优化国资布局的“人本导向”，限制国企在非民生、非战略领域的盲目扩张，引导资源向教育、医疗、养老等与人的发展直接相关的领域集中。对闲置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明确优先改造为民生服务设施的处置路径，让资产利用贴合人民实际需求。
池海兰同学说：结合《人本论》学习研读对国资国企改革实践规律的总结，建议草案相关条款在分类章节上，明确按经营属性划分两类资产并界定其定义；在管理体制章节，增加国务院统一代表、财政部门综合管理非经营资产、国资机构专职监管经营资本的条款；增设专门条款，强化国家出资企业的法人财产权与经营自主权保障。具体提出以下建议，核心在于重构资产分类与管理监督体制，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产权制度与现代企业制度奠定法治基础。一是建议草案以“经营属性”取代现行“行业属性”作为国有资产的法定分类标准，现行“金融类”“非金融类”及“文化资产”的分类方式，易导致监管交叉、权责模糊，难以适应资产形态的动态演变。建议将国有资产明确划分为经营性国有资产与非经营性国有资产。这一分类直指管理本质：经营性资产主要指企业国有资产，应以保值增值、市场竞争为目标，需遵循市场规律；非经营性资产（如行政事业性资产）则以公共服务、履职保障为首要目标，强调规范与安全。该分类亦与当前“管资本为主”的改革导向及公益性与竞争性业务分离的实践相契合，可为差异化监管、考核与预算管理提供清晰的逻辑起点。二是在管理监督体制上，建议构建“统一代表、分类履职、授权监管”的权责架构。首先在明确国务院作为全部国有资产的统一代表的前提下，具体规定国务院财政部门承担国有资产所有权人的综合管理职责，包括制度制定、统计报告、资本经营预算编制等，并直接负责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体现其履行宏观综合经济管理部门的定位。其次，由国务院授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专责机构，具体履行经营性国有资产的出资人职责，实行集中统一监管，其职权应聚焦于国有资本布局、公司章程、董事监事委派及资本收益等股东事务，以“管资本”模式履职，不干预企业自主经营。对金融类国有资产应强调定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保障功能，文化国有资产服从于意识形态服务功能。尤为重要的是，草案须以法律形式刚性确立国有企业作为企业法人享有的法人财产权与经营自主权。任何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或个人，均须依据《公司法》等商事法律及公司章程行使股东权利，严格区分监管职权与股东权利，保障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这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的法治基石。
姜盼弟同学说：对现行国有资产管理监督体制的规范法律化，应契合我国国资国企改革的实践逻辑，建议以“经营类-非经营类”为核心重构国有资产分类体系，并据此配设监督管理职权。明确财政部门作为国务院授权的全口径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责履行主体，统筹承担行政事业性等非经营类国有资产的管理职能；通过法定授权机制，将经营类国有资产的监督职责赋予国资监管机构，实现所有权与监管权的科学分离。同时，以法律形式固化国有企业的法人财产权与经营自主权，厘清政府监管边界与企业经营边界，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产权制度与现代企业制度提供法治化的体制保障。
吴泽亮同学说：国有资产法草案构建了全方位的国有资产治理体系，为资产保护与高效利用奠定了制度基础，关于草案完善提出四点意见建议。一是细化“放活”与“管好”的平衡机制。草案明确了分级分类监管原则，但在实践中需避免“一放就乱、一管就死”。建议针对不同功能定位的国企，建立差异化监管清单：对公益类国企侧重服务质量考核，对竞争类国企强化市场化绩效评价，赋予企业更多经营自主权，同时通过财务硬约束防范风险，实现监管效能与企业活力的动态平衡。二是补充新型国有资产流失防控条款。草案虽强化了全链条管控，但对国企并购民企中的“贵买”等新型流失风险未作明确规定。建议在法律责任章节增加相关条款，要求重大并购项目必须经过第三方独立评估和集体决策，明确评估机构与决策主体的连带责任，堵住制度漏洞。同时可增设回溯追诉条款，对本法实施前一定期限内的违规资产处置行为保留追责权。三是完善监督体系与责任追究机制。草案确立了多元监督框架，建议进一步强化协同监督效能：明确国务院监管部门对地方的纵向监督权责，避免地方保护主义干扰；细化出资人机构工作人员与国企管理者的资质要求、考核标准及法律责任，建立“终身追责、尽职免责”的责任体系。此外，应扩大公众参与渠道，要求重大资产处置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开，保障全民的知情权与监督权。四是强化数字化管理与绩效评价。草案提到统筹数字化建设，建议将其细化为强制性要求：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有资产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资产配置、使用、处置全流程可追溯；构建涵盖经济效益、创新能力、生态责任等维度的综合绩效评价体系，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进行科学量化考核，并将评价结果与资源配置、负责人薪酬直接挂钩，提升国有资产利用效率。国有资产是全民共同财富，草案的完善需兼顾安全与效率、监管与活力。以上建议旨在进一步筑牢制度防线，推动国有资产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阚常颖同学说：建议以《人本论》提出的“共有制”理论为产权根基，明确国有资产是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且每人有份的社会财富，破除产权模糊导致的利益共享壁垒，尤其强化农村群体对国有资产收益的平等享有权。在分类管理上，摒弃传统行业属性划分，按“经营类”“非经营类”重构监管体系，财政部门统筹履行全部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责，国资机构专司经营类国资监督，推动国有资本向乡村振兴、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关键领域集中。
李泽阳同学说：建议在《国有资产法》草案中进一步明确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的权责边界，建立科学分类考核体系，区分公益类与商业类国企考核标准。完善容错纠错机制，明确适用情形与程序，激发干事活力。强化对参股企业的股权管理，规范国有股东行权履职。同时推动监管方式向“管资本”转变，提升专业化、法治化水平，减少行政干预，保障国企独立市场主体地位。
王杨坤同学说：一是调整国有资产分类标准，适配改革实践需求，建议取消“金融类”“非金融类”“文化资产”的行业划分模式，统一按“经营类”“非经营类”分类。经营类资产涵盖所有以营利为目的的国有资本（含金融、文化领域经营性资产），非经营类资产聚焦行政事业性、公益性资产。分类逻辑契合资本本质属性，破解产融结合趋势下行业分割监管的困境，避免多头管理导致的职责交叉与监管空白。明确两类资产的核心区分标准：经营类以保值增值为核心目标，非经营类以公益服务、公共保障为主要职能，为后续监管规则制定提供依据。二是厘清监管权责边界，构建协同高效体制，建议确立财政部门的统一所有权人职责，代表国务院行使全部国有资产所有权，统筹国有资产布局规划、基础管理制度建设和全口径报告职责。明确财政部门直接承担非经营类资产（行政事业性资产为主）的管理职权，包括配置标准制定、使用监督、处置审批等，解决非经营性资产“所有者虚位、管理者缺位”问题。授权国资监管专责机构专司经营类国资国企监督职责，聚焦投资运营、业绩考核、风险防控等专业领域，依托现有专业化管理队伍提升监管效能，避免监管泛化。建立财政部门统一行使所有权人职责与国资机构履行国家出资人职能的协同机制，明确重大事项会商、信息共享、联合督查规则，消除监管盲区。三是强化国企主体地位，夯实现代制度基础。以法律形式明确国企法人财产权的完整边界，保障经营类国企在投融资、人事管理、收益分配等方面的经营自主权，落实“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原则。针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明确非国有股东的合法权益，完善股东权利行使保障机制，提升国企治理水平。建立差异化考核体系：经营类国企以保值增值率、市场竞争力等为核心指标，非经营类国企侧重公共服务质量、成本控制等绩效评价。四是完善配套制度设计，保障改革落地见效。建立国有资产统一登记与数字化管理体系，实现两类资产“账实相符、动态监控”，为全生命周期监管提供技术支撑。健全国有资产转让、评估等关键环节的法律规范，明确流程要求与责任追究机制，防范资产流失。强化人大监督与社会监督，要求政府定期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总量、结构、变动及监管情况，并向社会公开相关信息，接受公众监督。
刘启慧同学说：围绕《国有资产法》（草案）的修订，建议在法律中明确定义并设立“数字国有资产”子类别，构建其特殊管理规则，以实质性地拓展“全口径”覆盖范围。具体修改建议：一是在草案第四条关于国有资产的分类中，应在“（四）其他国有资产”项下，以定义或非穷尽列举方式，明确将“数字资产”纳入法律调整范围。具体可包括：公共数据资源、由国家主导建设或持有的核心算法模型与数字平台、具有重大公共价值的数字文化遗产、国家投资形成并持有的知识产权及数字版权等。这一修订具有三方面核心意义：一是回应数字时代经济基础变革：这是对《人本论》所强调的“精神生产资料”在立法上的直接确认。数据、算法、数字空间已成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和财富形态，将其明确为国有资产，是确保国家掌握数字时代发展主动权的产权基础。二是填补当前法律空白与防范新型风险：现有资产管理框架主要针对有形资产和传统无形资产。明确“数字国有资产”的法律地位，是为其登记、评估、配置、流转、收益、监管及责任追究提供根本法律依据，防范因权属不清导致的价值流失、垄断或安全风险。三是引领国有资产管理体系面向未来：此举将推动配套管理制度（如数字资产登记评估体系、专业化报告制度）和监督机制（如针对数据滥用或算法歧视的责任追究）的同步建立，使《国有资产法》真正成为一部能够适应并引领数字文明发展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
李冉同学说：《人本论》指出，社会主义所有制创新的核心是构建“新型共有制”，通过“人格化产权”与“社会化联合”双重架构，让劳动者真正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破解传统公有制“产权虚位”难题。新《国资法》草案虽明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但尚未将“新型共有制”理念与国有资产本质属性深度融合，需进一步明晰立法的时代导向。一是嵌入“新型共有制”核心内涵，破解“产权虚位”困境。建议在草案总则中补充完善：将立法宗旨细化为“为规范国有资产治理，构建适应数字时代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共有制体系，保障全体人民对国有资产的人格化产权与利益共享权，促进自由合作劳动形态发展，推动国有资产服务于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明确“新型共有制”的法律定位；二是增设“产权明晰与利益共享并重”原则方面的条款，强调国有资产的管理运营既要防范流失、保值增值，更要通过“人格化产权”设计，让劳动者、社会公众切实享有资产收益与管理参与权，呼应《人本论》“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当代实践内涵。这一修改的核心逻辑在于，国有资产作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在数字时代的法治保障不应局限于“管资产、防流失”，更需通过法律确权破解“产权虚位”——正如陕西省电子技术研究所通过员工持股、社会参股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所证明的，让劳动者直接参与产权分配，能显著激发企业活力，实现国有资产与个人利益的协同发展人民日报。将“新型共有制”嵌入立法宗旨，可为国企改革、数据要素治理等提供根本遵循。三是创新产权制度：构建“人格化产权”实现路径，夯实“新型共有制”基础。《人本论》强调，“新型共有制”的关键是“人格化产权”设计，让劳动者与国有资产形成实质性产权联结。《国资法》草案提出了“国有资产所有权人”法律概念是一个重要创新，但对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的产权规定较为原则，应充分考虑国企改革中员工持股、收益共享等“人格化产权”实践需求，需进一步细化产权实现路径。建议在“国有资产管理”章节补充：一是明确“新型共有制”下的产权实现形式，允许国家出资企业根据发展需要，推行“国有股参股+员工持股+社会资本协同”的混合所有制模式，打破国有股必须控股的固化要求，总结陕西省电子技术研究所“国有股降至20%左右、员工与社会资本占比83%”的改革经验，赋予企业更大产权改革自主权；进一步在法律层面规范“人格化产权”的权利边界，明确员工持股的比例范围、收益分配规则、退出机制，保障持股员工在重大决策中的话语权，将中国联通混改中“员工限制性股票激励占比2.6%”的实践经验上升为法律规范；增设“国有资产收益共享”条款，规定国家出资企业的年度收益中，应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员工激励与公共服务补充，其中员工激励部分与劳动贡献、创新成果直接挂钩，实现“产权收益与劳动价值相匹配”。四是完善要素管理：确立数据要素国有资产地位，构建适配新质生产力的治理规则。《人本论》指出，数字时代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要素是数据与算力，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关键是明确数据要素产权与利益分配机制。新《国资法》草案对国有资产的分类仍聚焦传统形态，未将数据要素纳入国有资产体系，难以适配数字时代生产要素结构变革需求。建议在草案“国有资产分类”章节补充完善：一应明确“数据要素型国有资产”的法律属性，将国家通过公共服务、政务活动产生的公共数据，以及国企在经营过程中形成的经营性数据，纳入国有资产分类管理范畴；二应构建数据要素“人格化产权与社会化联合”的治理框架，规定数据要素国有资产的管理应遵循“公益优先、分类授权、利益共享”原则，公共数据面向社会开放共享，经营性数据收益由国家、企业、数据劳动者按比例共享，保障数据劳动者的劳动价值得到体现；三可参考北京市丰台区“技术赋能国有资产盘活”的实践经验，增设“数字技术赋能国资管理”条款，要求履行所有权人职责的部门搭建智能化监管平台，实现国有资产（含数据要素）配置、使用、处置的全流程数字化追溯与智能匹配。这一修立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法律明确数据要素的国有资产属性与利益分配规则，适应构建数据要素驱动的新型生产关系的时代化命题，使得国有资产治理覆盖数字时代新生产要素，释放数据要素的社会价值与经济效能。五是优化劳动关系：保障“自由合作劳动”形态契合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人本论》提出，新质生产力催生的自由合作劳动，能够超越雇佣劳动的异化逻辑，推动形成国家、集体与个人协同的新型劳动关系。《国资法》草案对国家出资企业的劳动关系规定较为传统，未充分考虑数字时代灵活用工、协同创新等“自由合作劳动”形态的发展需求，需强化对劳动者主体地位与创新权益的保障。建议在“国有资产管理”章节增设“新型劳动关系保障”专条：一应明确国家出资企业应支持“自由合作劳动”形态发展，鼓励通过项目制、合伙人制等方式，构建灵活高效的协同创新团队，对参与重大创新项目的劳动者，赋予项目收益分享权；二应完善职工民主管理机制，参考陕西省电子技术研究所“员工持股参与监督”的实践，明确职工代表在董事会中的比例，涉及员工持股、收益分配、重大创新等事项，必须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三可增设“数字技能培训保障”条款，要求国家出资企业建立与数字时代新质生产力相适配的技能培训体系，保障劳动者通过持续学习适应技术变革，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主体构建要求。六是强化监督体系：构建“社会化联合”监督网络，保障利益共享落地。《人本论》提出，“新型共有制”的健康运行需要“社会化联合”的监督体系，让全体人民能够有效参与国有资产监督，保障产权收益与管理参与权落到实处。新《国资法》草案构建了“政府监督+部门监督+企业内部监督”的框架，但在社会化监督、公众参与渠道等方面仍有完善空间，需强化“监督为民”的人本导向。建议在“国有资产监督”章节补充：一是构建“政府监督+内部监督+社会化监督”的三维体系，增设“社会化监督”专条，明确全体公民对国有资产的监督权利，要求履行所有权人职责的部门搭建便捷的公众意见反馈与举报平台，公开国有资产（含数据要素）的配置、使用、收益、处置信息，特别是与民生相关的资产运营情况；二是建立“监督结果与利益共享挂钩”机制，规定社会化监督发现的国有资产闲置、低效运营等问题，整改方案应优先考虑民生导向与公众利益，整改效果需引入第三方机构与公众代表进行评估；三是强化数字技术在监督中的应用，参考北京市丰台区“全程监督数字化”的实践，要求监督部门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实现国有资产监督的全流程可追溯、可预警，提升监督效能。
丁文龙同学说：建议《国资法草案》修立，一是强化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随着社会对企业责任的要求日益提高，国有企业不仅仅要追求经济效益，还要承担社会责任，特别是在环境保护、社会公益和员工福利等方面。强化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有助于实现更广泛的社会价值，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具体应明确社会责任的法律框架与企业义务，在新国资法草案中，应当明确规定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义务，并设立专门条款，要求国有企业不仅要创造经济价值，还要承担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责任。明确的法律框架可以确保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充分考虑社会责任，避免将利润最大化与社会责任对立。法律应当明确国有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具体要求，特别是在环境保护、员工福利、社会公益等领域，规定国有企业应具备的责任与义务。建议引入社会责任履行的评估机制，将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纳入企业绩效考核体系，定期公开评估报告，接受社会监督。国有企业要承担社会公益责任，社会公益责任是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核心部分，草案应明确国有企业通过不同方式积极回馈社会，尤其是在教育、扶贫、健康、灾难救援等领域，推动社会和谐与公平。国有企业应积极参与国家扶贫攻坚工作，尤其是在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就业机会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通过企业的资源优势推动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二是草案应明确信息披露的法律责任与惩罚机制，增加具体条文明确国有企业未按规定披露资本运作信息的法律责任和惩罚机制，制定详细的法律框架和信息披露标准，规定国有企业在资本运作中必须遵守的披露时间、内容和方式。违反披露规定的企业和相关责任人应承担法律责任。对于未按规定披露资本运作信息、存在虚假信息披露、滥用资本操作等违法行为的国有企业，应采取包括罚款、追责、停牌等措施，确保信息披露的严肃性和有效性。
青岛大学职业经理人学院学员、青岛创镜投资海河教育集团董事长马海：在《人本论》讲座的学习研读中，我了解到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企业改革的历史进程。在计划经济时期是“九龙治水”的部门管理体制，历史地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企业国有资产长期实行“九龙治水”的部门管理制模式。具体而言，工业类企业由当时的经委主管，商业类企业归当时的商业部门管辖，外贸类企业受当时的外经贸部门统辖，交通企业隶属交通部门管理，建筑市政企业由建委市政系统统一负责，供水企业划归各级水务水利部门管理，金融业务则由中国人民银行集中管理（当时的建设银行系财政拨款专门机构，中国银行作为人民银行国际业务部设立），尚未设立独立的商业银行主体。在国家行政体制改革前，财政部门对国有企业实施统一资产核算与经营利润统一上缴制度。最初的国有资产管理局作为财政部下属二级机构，其核心职能是在“九龙治水”的部门管理体制下履行国营企业财务资产监管职责，然而未形成出资人及产权概念，致使国家所有权长期处于“主体缺位”的模糊状态。2003年国家出资人制度初步确立后，直至2003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从财政部分离出来，与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等相关部门进行调整重组，依法成立了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的正部级特设机构，专门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成为国务院首次设置的国家出资人代表机构，亦首次明确了国家出资人的主体概念。2008年《企业国有资产法》的出台，从法律层面明确了国务院代表国家拥有国有资产所有权，确定了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完全分离。按照该法规定，国务院及地方人民政府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分别代表国家对国家出资企业执行出资人职责，享有出资人权益。同时，法律对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的权限与责任进行了清晰界定，要求其依法依规对国家出资企业的重大事务进行管理，保障国有资产出资人的权益，避免国有资产流失。此外，还针对国家出资企业管理者的选拔与考核、涉及国有资产出资人权益的重大事务决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国有资产监督等方面做出了详细规定，为国有资产的保护与合理使用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撑。构建国家出资人制度的核心在于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确保国有资产监管从传统的行政干预模式转向基于出资关系的市场化治理。通过明确各级国资委的权责边界，全面实现企业同行业主管部门分离，消除国有企业在行业管理上的隶属关联，尊重国有企业的法人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促使其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此外推行统一监管模式以保障国有资产的安全与完整，达成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的目标。实践的发展促使法律不断演进，人类社会的法律体系随经济、文化、政治及科技的持续发展而不断调整与完善。2008 年颁布的《企业国有资产法》主要聚焦于工商企业国有股权的管理。伴随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国有资产的规模、形态、结构及经营管理模式均发生了显著变化，原有的企业国有资产法律体系已难以契合新形势下庞大规模国有资产监管与运营的要求。《国有资产法》草案的推出，正是对国有资产管理实践中涌现的新问题、新挑战的积极应对，其目的在于以法律形式为国有资产的市场化运作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是推进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立法工程。
青岛大学职业经理人学院学员、青岛筑合建设工程评审调解中心主任、北京天驰君泰（青岛）律师事务所联席合伙人王嘉琦律师提交的书面发言，首先围绕立法导向与分类建议提出，《国有资产法》草案旨在以法律形式对现行国有资产管理监督体制进行法治化建构。建议遵循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导向，总结并探究我国社会主义国资国企改革实践的发展规律，以资产功能属性替代行业属性，重构国有资产分类监管体系。通过国有资产分类逻辑的根本性转型，精准划分并协同监管权责，以分类监管为基础，依法确立国企市场主体地位，实现与现代产权制度、企业制度的深度融合与衔接，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资国企制度建设的法治根基。因此，不宜再采用“金融类”“非金融类”以及“文化资产”的模式对国有资产予以分类，而应基于“经营类”、“非经营类”对国有资产进行划分，并据此分类科学地确定监督职权，从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基于现行国有资产分类模式的局限提出了《国有资产法》草案的现行分类调整建议。《国有资产法》草案第四条对国有资产进行了分类，具体分为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如土地、矿产、森林等）、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用于保障公共服务）、企业国有资产（进一步细分为非金融企业、金融企业、文化企业）以及其他国有资产，这一分类对新时代国有资产的范围和属性进行了重新界定。鉴于行业属性分类的局限性，对企业国有资产的分类，建议以资产功能属性取代行业属性，不宜再采用“金融类”“非金融类”以及“文化资产类”的模式对国有资产进行分类，而应按照“经营类”“非经营类”对国有资产予以划分，并依据此分类科学确定监督职权。通过国有资产分类逻辑的根本性变革，精准划分并协同监管权责，以分类监管为基础，依法明确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达成与现代产权制度、企业制度的深度衔接与融合，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资国企制度建设的法治根基。目前国有企业出资人代表机构主要分为两类：国有资产监管部门承担中央所属非金融文化类企业的出资人职责，财政部门则作为金融类企业的出资人履行职责，宣传部门监管文化企业。其他部门依照规定，均不得再开办企业，也不许直接管理企业，仅负责实施行业政策管理。但从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来看，当前将企业国有资产划分为金融类与非金融类的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分类管理的思路，然而这种划分方式未能充分反映国有资产运行的本质特征。实际上，根据资本职能的统一性和资本运行的规律性，金融类资产与非金融类资产在经济系统中具有高度关联性和相互依赖性—金融资产的运作与价值实现，从根本上离不开实体产业的支撑和服务，而实体产业的发展也需要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与支持，二者共同构成了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二者割裂开来进行分类监管，大幅增加监管成本的同时，更容易导致监管标准不统一、监管协同效率低下等问题，无法真正实现统一的监管逻辑及监管体系，也难以适应国有资产在市场化运作中跨领域、跨业态融合发展的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产业链分工日益复杂，特别是数字经济时代，产业边界日益模糊，传统行业分类已无法涵盖新业态（如国有数据资产的分类归属），而按“经营性”分类可灵活界定国有资产的营利性与公共性，使其灵活适配新经济业态、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增强国有资产国际竞争力。我国现的国资分类监管体制，更多地源于历史形成的行政管理框架，而非基于资产的经济属性进行科学区分。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现代产权理论，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国有资产更应基于资产的功能属性进行“经营类”与“非经营类”的划分：经营类资产以提升市场竞争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主要目标；非经营类资产则侧重于保障公共服务、维护国家战略安全等社会功能。该分类方法更能清晰界定不同资产的功能定位、管理目标与监管重点，有利于提升国有资本的整体配置效率与监管效能；摆脱传统行政分割思维，立足经济本质属性重构监管框架，从而为构建科学高效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奠定基础。所以说，国有企业资产按“经营性”、“非经营性”分类，既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属性的本质认知，又契合现代经济学对资源配置效率的要求，同时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有资产参与全球竞争的需要。这种分类模式突破了行业分类的机械性，真正实现了“以资产功能属性替代行业属性”，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提供了科学框架。基于功能分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路径，一是建议立法层面明确分类依据与完善顶层设计。当前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仍需进行深层次改革，未来全面深化改革依旧面临艰巨挑战。从法律制度构建层面考量，推进《国有资产法》的立法工作以完善顶层设计，特别是通过立法明确“经营性”与“非经营性”资产的法定分类依据，能够有效推动监管重点由行政隶属关系向资本效能评价转变。同时，可加速构建科学统一的国有资本运营体系，提升专业化、市场化运营水平，促进分类标准与国家战略需求协同共进，达成国有资本布局优化与国家战略目标的有效契合，进而确保国有资产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持续增强。二是在体制层面依法构建“三权分置”的运行机制。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层面来看，按照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进一步全方位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依法施行统一分类监管。其一，明确国务院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主体职能，具体所有权人的职能明确由财政部全面负责承担，统一行使全部国有资产综合管理所有权职能；其二，同步开展企业类“经营性”国有资产与行政事业类“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分类监管，全面构建企业经营性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遵循“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原则，实行所有权、监管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机制。在所有权方面，财政部具体履行全部国有资产所有权职能，构建全国统一的国有资产收益预算制度框架，统筹管理与分配全部国有资产收益，保证国有资本收益用于公共服务和国家战略投入，形成良性资本循环机制，加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国家战略导向的支持作用；在监管权方面，遵循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的改革理念，在统一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框架下，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家出资人专责机构，承担统一行使全部经营性国有资产监管权的职责，提高国有资本的配置效率，实现全口径资产的动态管理，履行对国有资本的监督责任；在经营权层面，在国资监管体制规范改革的基础上，依法保障国有企业拥有法人财产权和自主经营权，切实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通过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公司治理结构，激发其内生动力与市场活力，强化国有资本运作机制，提高资本回报水平，推动国有企业深度融入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发展轨道。通过修立《国有资产法》实行功能分类对新时代国资国企制度具有重大的基础性法治意义。国有资产基于“经营性”与“非经营性”进行划分具有深厚的科学依据。这一分类体系的重塑，直接对应“发展生产力”与“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避免了行业分类对资产社会属性的忽视，既契合市场经济规律，又凸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不仅明晰国有资产多元形态的法律界限，更借助功能导向的监管路径达成资源配置效率与公共利益保障之间的均衡，推动了监管逻辑从传统管控向现代治理的彻底转变，为构建权责明确、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现代国有资产产权制度提供了系统性的法治保障基础。
与会领导、专家学者在听取各位同学的发言后进行了指导交流。
（接后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