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风云 || 烟台同乐会的缘起和剧界零闻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我出生于烟台奇山所东庄。我父亲傅维敬、号景肃，任过烟台十三村的会首和会中主事成员；韩复榘委张奎文为烟台特区专员时，任烟台第一坊长联合办事处的主席；一九三八年日寇侵占烟台后，任烟台市第一区伪区长；一九四五年烟台解放，区公所由人民政府接管。一九四七年国民党进占烟台，伪国大代表张敬塘和伪市长丁綍庭特邀他当市参议，他推拖不干，后被迫离烟去北京未归。一九七九年，他病逝于北京，终年九十二岁。

我出生在这样一个较为有钱势的家庭，生活优裕，自幼不爱读书却爱好京剧和体育。那时自己家里有戏匣子（留声机），有京剧唱片可以随意放唱照学，如有拉弦的我就唱上几段，虽然还不懂得什么板眼。在学生时代，我经常到票房去玩，我父亲的思想封建，他不准我学戏。但以后我偷着加入了票房，在市内义演我不敢上场，有机会跟着票友可以下乡赶山会演出。到了日伪时期，我父亲担任了国剧社社长，才让我登台演出。一九四八年烟台第二次解放后，我组织起同乐会，首任会长，后改为烟台市业余京剧团，我仍为团长。一九五○年我组织新新大戏院（后改组为群众剧团），业余京剧团由工商联接管。从此，我正式下了海进入职业剧团。我在艺海中泡了大半辈子，根据自己的经历，对烟台戏剧社团的形成和艺人的一些遭际都有所知，现写出来供作参考。

  （一）烟台早期的票友和票房

 据考票友起于清代，系指那些非职业的演员等艺人。当票友的多是出身于富裕之家的戏剧爱好者。票友演戏只当主角，配角全由戏院的底包充当。前台打鼓拉弦得贴钱，监场的得赏钱，后台包头桌大衣箱得赏钱，从排戏到演出需付出很多钞票，以此也俗称其为票友。烟台有爱好京剧的传统，历史较长，早在一九一五年，京剧票友常聚会于庆泉堂（现广东街工人浴池。有些资料写为“庆春堂”）。那时烟台的资本家和坐地户士绅子弟常到庆泉堂洗澡，庆泉堂就成了他们弹拉歌唱的娱乐场所。后来发展的很兴盛活跃，有个资本家郑××（烟台祥茂厂的东家）出资，在庆泉堂后边盖了几间屋子，又置买了文武场，定了期口开锣。当时还没有租院子义演活动，只是在春节或农村赶山会时，福、牟两个邻县时常来烟邀请票友下乡演出。

烟台过去有十三个村，张、刘是大户两大姓，座地户的封建势力也较大。但每个村都有一些京剧爱好者，其中最活跃的村有大、中、小海阳和奇山所各村，还有通伸村，他们以村为单位开展活动。当时票友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都是自发地互相联合演戏，逐步发展起来。从此，烟台的票友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声誉，远近闻名。

旧社会当票友首先得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得有钱，二是得有工夫。大多数的票友是座地户的资本家和富绅子弟，他们常年游手好闲，吃喝玩乐，唯对学戏却很下本钱，很下功夫，自己出钱置行头，请老艺人作辅导。烟台英商仁德洋行的华人职员特地从北京聘来老艺人孙永清来烟教戏，并包下膳宿生活报酬。孙当年给老谭家配过两辈子里子老生（主要配角老生）对谭派的艺术很有功底，他来烟时已五十多岁。烟台票友曲学海就曾拜他为师。孙教戏非常严格，先教念白、念定场诗和打引子，要念到字正腔圆再教唱词。他重视板头和字眼，可惜那时我是学生没能跟孙老学戏，以后跟着他的徒弟刘瑞琪、梁朋庚学了几块谭派戏。       票友曲学海成名是有基础的，他学戏下过苦功，在自家里的客屋四周装上大玻璃镜子，穿上衣靴行头练功，能看出自己前后动作好坏。解放后，他正式下海，参加山东省京剧团，后调至省戏曲学校任教师，“文革”中死去。

一九三二年名票友许焕章、门绥之和曹子乾等，在东华楼澡堂三楼（后来的新华池）经常洗澡相聚，巧逢东华楼经理牟××也爱好京戏，他们在一起开始只是拉拉唱唱，以后发展到锣鼓齐全。这样，在澡塘敲锣打鼓很不方便，他们就在所东门外姚家胡同租了四间房子，成立了烟台业余国剧研究社，许焕章任社长。由此产生了票友同人组织，也即是有了票房。以后，他们借庆祝什么节日，或者救灾募捐，或庆祝剧社成立数周年等名目演出义务戏。救灾募捐义演售票，庆祝义演发优待券，演出时前后台开支全由剧社委员承担。旧社会票友演戏，大多是出于热心爱好，或为娱乐或为出出风头，不明确演戏为谁服务。

（二）烟台戏园的发展和旧艺人的遭遇 

烟台是个历史比较悠久的城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辟为各国通商口岸，是商业发达、经济繁荣的商埠。那时烟台人口总数不过十万，就有三个大戏园：一是丹桂戏园（现胜利剧场）；二是瀛洲戏园，地址在现瀛洲街，旧社会时失火烧毁。三是群仙戏园，后改为天仙戏园，再后改为福禄寿电影院。解放后于一九五○年我在福禄寿院址组织新新大戏院，福禄寿迁于到朝阳街改组为新中国电影院。          

另外，还有两个中型的戏院：一是大观园，后改为开明戏院，又改为吉祥戏院，解放后改为大众剧场。开明时期，著名评剧演员喜彩春、喜彩莲在此登台出演过，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再一个是进德会（演出文明戏），原址在潮州会馆，解放后改为戏剧学校。著名的曲艺演员常宝坤（艺名“小蘑菇”）曾在此表演过相声。还有四个小戏院：小舞台（唱京剧）、会友轩（唱柳腔）、海防营百业市场戏院（演地方戏）和北马路劝商场戏院（演地方戏)。这些戏院不售门票，每演一场后下台向观众收钱，多少不拘。         

还有两个野台戏班，一是双合班（班主姓王，艺名花红果)，一是永庆班（班主杨合来）。这两个戏班没有资格在戏院演戏，常年在农村赶山会露天演出，有时也回烟在大庙天后宫、毓璜顶、龙王庙唱愿戏。所谓“愿戏”，即是当地富豪人家的老小有病，到庙里求神保佑许愿，病好后请戏班去唱戏还愿。

 烟台虽然是个小城市，但在旧社会共有大小戏院八九个，可见好看戏的观众是有相当基础的，他们对戏剧表演的评价也有相当的水平。

 旧社会全国的京剧分内外两大派别，以北京谭、余为内江派，南方麒派为外江派（又称海派）。据老艺人传说外江派不是正宗，到京津是吃不开的。烟台的票友以内江为主，重视唱工。那时艺人到烟台演戏，在打炮之前，必须由戏院的老板带领主角，到各机关、团体、海关、商会和票房拜客。旧社会的艺人称戏子，没有政治地位，是下九流人物， 受歧视，遭侮辱，特别是坤角所受更甚。以下举几个例子。 

当地的军阀和土豪劣绅以及他们的子弟，如有宴会请客或唱堂会，就得叫坤角去配酒，或者配打牌。你去了就得受侮辱，若不去就倒霉。所谓唱堂会，就是给老爷太太庆寿，把演员叫到府中演唱；配酒，是在宴会上给客人敬酒；配牌，就是赌博，四个人打麻牌，给他们点烟倒茶。举一个典型事例，有个坤角得罪了海关老爷，她在烟演完戏要去天津，正赶上船那天下小雨，行头戏箱都已运到船甲板上，海关老爷说戏箱内有私货，要打开检查。这个坤角苦苦恳求也不行。结果被迫打开，行头服装全被雨淋湿，损失很大。刘珍年占据烟台时，他的副师长何益三是酒色之徒，不管那个戏院来了坤角，他非侮辱不可。有个叫张××的坤角，被他侮辱后还想霸占为妾，据说是何的内部知情人送信给张××，她偷之跑了，才得幸免。日伪统治时期，有个坤角叫鸿彩霞的，被鲁东道尹张化南霸占为妾。张的儿子叫张幼棠，仗他老子的势力，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谁都得称他张少爷。这位张少爷喝醉酒经常到戏院后台侮辱坤角。坤角扮好了戏，他搂抱着不让上场，戏院的老板经常受他打骂。以后他爹的小老婆又被他占有，真是畜类一般。以上仅举几例，像这类事情很多。旧社会的艺人被污称为“王八戏子”受人歧视。解放后，广大艺人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关怀，被称为文艺工作者，提高了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受到人民的尊重，新旧社会对比，真有天地之别。

      （三）烟台沦陷时期票友发展概况

 一九三八年初烟台沦陷，票房暂告垮台。后由票友许焕章、门绥之等发起，从新组织烟台业余国剧研究社。日伪政府不准自由结社，为了撑门面便于登记备案，他们把我父亲请出来当社长。我父亲是第一区的伪区长，他既不会拉又不会唱，主要利用他的职权作后台。社址就设在我父亲任职的区公所楼下，即现今市（地改市后称芝罘区）政协对过的小楼。

 日伪时期，烟台的俱乐部组织共有三个：业余国剧研究社、韵雅国剧社和国际俱乐部。其中除国际俱乐部是日商国际运输公司职工组织的，余均系群众组织，凡属义演都是联合演出。

那时烟台票友分两大派别，有曲家班和许家班。曲是以曲学海为首，许是以许焕章为首，他俩是烟台票友的泰斗，具有相当的京剧水平，就是内行对他二位的艺技评价也很高。他俩还有很多徒弟，以后成名的也有。解放后正式参加职业剧团水平较高的演员，有曲学海、许焕章、郭盛亭、张金波、孙海涛、姜振发；著名操琴的有贾贤宾、贾贤英、刘国栋；百分之八十的票友参加了职业剧团。

一九四五年烟台第一次解放后，俱乐部都暂告停顿。一九四七年十月，国民党占据烟台时，票友给他们演了两次戏，一次是所谓庆祝“光复”烟台，一次是为警察局演出筹措福利基金。一九四八年十月随国民党逃窜的烟台部分内行（职业演员）和票友，参加了国民党顽八军剧团。

        （四）从同乐会到业余剧团

 一九四八年烟台二次解放，由我发起恢复烟台国剧研究社，并向政府申请备案。经市文教局审查批准，将国剧社改名为同乐会，地址设在福建会馆后大厅（现博物馆后院。今福建会馆、烟台民俗博物馆）。组织形式是，约请洛政民为名誉会长，我任会长，李祥伍、蔡心水任副会长，另有委员若干名，凡爱好京剧者，不分男女均可参加，每月只交会费一元。当时参加的男女会员百余人。

 我们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票友，在思想上还存在着旧习惯，对新社会的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模糊的。通过学习和政府的教育，逐渐认清了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提高了政治觉悟，明确了文艺工作的任务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以后我们配合党的中心工作，进行了多次的文艺联合宣传活动。一次是市委宣传部召集各文化馆和同乐会、大众剧团组织宣传活动，发给同乐会一个活报剧“四季红”，共十六个曲子。会员反应说我们是唱西皮二簧的哪会唱歌曲？女会员说便服化妆到街头上扭秧歌我们不习惯。我作了很多工作，才说服大家思想通了。会员中很有人才，不到五天就把“四季红”排练好了，到宣传部汇报演出，得到领导的表扬。我们到街头巡回演出，群众反映也较好。

 一九四九年秋，我们同乐会为皖北水灾募捐救济灾民，进行了义演三天。我们下决心要把这次义演搞好，并对旧的演出习惯作了一番改革，从主角到配角以及龙套，全用票友，不借用大众剧团一人，前后台勤杂人员，也全是票友担任；除院租、戏箱行头和化妆费以外，其他费用一律不开支。三天义演结束，净余北海币四百万元，共捐棉衣八十套。此次义演后，徐中夫市长批准改同乐会为烟台市业余京剧团，由我任团长。高洁局长代表政府亲自来命名，并赠锦旗给予表扬和鼓励。这时候同乐会已迁移到向善街庆和茶楼；会员发展壮大，情绪高涨。一九五○年，烟台业余京剧团交工商联接管，由李祥伍、文益三负责。工商联置办了戏箱，搞得很活跃，可惜在“文化大革命”时，戏箱全部被烧，从此业余京剧团即告结束。

    （五）京剧在烟台为什么难唱

 从旧社会到新社会，在全国的大小城市中，戏剧界和群众都有这种舆论和传说：京剧在烟台不好唱，因为烟台的票友厉害。据我的看法不然。京剧在烟台不好唱是事实，但不是票友厉害，而是烟台的观众有欣赏京剧的传统，对京剧的评价有相当的水平。烟台的票友从来对艺人是团结友爱、没有矛盾的。我这里不是袒护票友，有以下几个事例可以说明。

 旧社会有种坏风气，观众看戏有时闹事砸院子、吹口哨、怪声叫好等等。类似这样的观众仅是个别的，旧社会管他们叫“妖皮”，解放后没有了。记得过去从北京来个名丑叫杨四立，在丹桂戏院演出，剧目“盘丝洞盗魂铃”。他饰猪八戒，唱选段时观众欢迎他再唱一段。他对观众说：“我学个兔子叫你们听听。”因为侮辱观众，惹起观众的愤怒，当场将茶壶、茶碗、椅子、板凳丢上舞台，把杨四立打到台后，不准他再演，以后他只好离开烟台。

 解放后李永华在大众剧团演出，海报打的是“全本六国知相”，演出时却从拜相演起。因欺骗观众，戏演完观众不走，提出海报打的是全本，为什么不从头演？结果只得从头再演，到下半夜以后才结束。

 全国四大名旦除梅兰芳大师从没到烟演戏，其他如程砚秋和荀慧生等，解放后就来过两三次，很受群众欢迎，几次演出都是誉满全市。我记得荀慧生在胜利剧场演出结束时，剧场门外已人山人海，荀慧生走出剧场向群众举手致谢，一直走到新世界商场才上了汽车。尚小云解放后初次来烟在大光明演出，住在交通旅馆。一天下午在旅馆门前的群众不少，等待着看看尚老板，结果尚从便门偷偷走了，有负众望。再是烟台的观众对尚派唱腔不认，上座不佳。结果尚离烟时的路费，还得从北京汇来。

旧社会著名花脸金少山，没成名时曾落魄在烟台，因吸鸦片穷困难移。后由烟台票友帮助他的路费去往上海，配梅兰芳演霸王别姬，一鸣惊人，驰名全国。四大名生和全国著名老生及旦角，可以说都到过烟台演戏，并且对烟台的气候和风俗习惯，都有好感。他们有不少的人在烟台置买了房产定居，如黄宝岩、王亚伦、方少川（方月明之父）、刘俊文还有一般的艺人在烟安家落户的不下百余人。一九五二年来烟胜利剧场演出的有沈阳京剧团女旦角徐东明，郑州京剧团男旦角郭盛亭，天津市京剧团女旦角林玉梅，这三位旦角都演过程派锁麟囊。烟台的观众对他三人的评论是徐东明、郭盛亭较好，林玉梅唱程派不对宫。现在，烟台爱好京剧的多是四五十岁以上的老人，年轻人比较少些。

本文转摘自1983年烟台市文史资料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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