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葛龙刚
前两天，在杭州一个小型聚会上，我遇见了烟台来的大姐。五十来岁，个子高高，说话声音洪亮，说起海鲜时眼中有光。她说她卖了一辈子海鲜，从码头到市场，从渔船到餐桌，言语间满是黄海的风和胶东半岛的咸味。
我突然就想起了燕子，我的大学同学，隔壁邻居。
她也是山东人，青岛的姑娘。那时她总说，等哪天我去青岛，她非得带我去码头，看看刚上岸的带鱼银光闪闪，螃蟹还在吐泡泡，然后找个苍蝇馆子，清水一煮，什么调料都不放，就吃那股子鲜。
“青岛的海鲜啊，跟别处不一样。”她说这话时，眼睛眯成月牙，“海水温度低，海鲜长得慢，肉紧实，甜。”
三十年前的话，我居然还记得这么清楚。
烟台大姐还在热情地介绍她的扇贝，我却已听不真切。思绪飘回1990年的秋天，10月下旬，武汉大学桂园的梧桐树下。叶子刚刚开始黄，风里有长江的湿气和东湖的水草味。
那时我刚收到莲的分手信。
莲是我高中同学，我们约好一起考到武汉。她去了华师，我在武大。信很短，说她爱上了别的男生，说对不起，说祝我好运。我把那封信看了七遍，然后叠好，夹在高数课本里。那节课讲的是极限，老师说，当x趋近于无穷大时，函数值趋近于零。
这是我的初恋，无言的结局。
我沉默了两个多月。每天按时上课，去图书馆，吃饭，睡觉。只是很少说话，不想说话。同寝室的兄弟拍我肩膀：“武大的樱花明年还会开。”我知道他们关心我，但那时候，任何安慰都像隔着一层毛玻璃。
是燕子先跟我说话的。
确切地说，是她先跟我借笔记的。那天在图书馆，她轻轻碰了碰我的胳膊：“征程，上周三的古代文学史笔记，能借我看看吗？我那天发烧没去。”
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点山东口音，不是那种标准的普通话，有点硬，有点直，像青岛海岸的礁石。
三个月了，我才第一次认真看了看我的这位同班同学。
有点好看。
我把笔记本推过去。
她还回来的时候，里面夹了两颗大白兔奶糖。糖纸上用圆珠笔写了四个小字：“补补脑子。”
我笑了。两个月来第一次笑。
就是从那天起，她好像知道我心情不好，总找机会跟我说话。有时候是在去教室的路上，有时候是在食堂排队时。她说她是青岛人，说八大关的红瓦绿树，说栈桥的回澜阁，说夏天洗海澡冬天看海冰。
“青岛的海啊，冬天特别有意思。”她说，“海水会结冰，但不是一整片，是一块一块的，像碎玻璃铺在海面上。太阳一照，闪闪发光。”
我说我是浙江人，杭州的。我说西湖十景，说龙井茶，说梅雨时节整个城市泡在水汽里。
“那你们杭州人是不是都特别温柔？”她问。
“也不是，你看钱塘江大潮，多凶猛。”
她笑了：“那以后得去看看。”
我们渐渐熟络起来。她带我看她的相册，有一张是她穿着皮大衣，躺在结冰的河面上——后来知道那是青岛的某个水库。照片上的她笑得放肆，眼睛亮晶晶的，背后是冰封的河面和光秃秃的树。
“这是我高中毕业那年冬天拍的。”她说，“我们几个同学说，要给自己留个‘英勇’的记忆。”
“不冷吗？”
“冷啊！躺下去的时候，感觉寒气直接从后背钻到心里。但拍出来好看啊，像武侠小说里的场景。”
我也给她讲莲。讲高中时我们怎么一起复习，讲高考前那个夏天，我们在富阳县城的图书馆一坐就是一天，讲她爱吃的薄荷糖，爱唱的邓丽君。
“她现在还听邓丽君吗？”她问。
“不知道了。”我说，“我们没联系了。”
她点点头，没再说安慰的话。但那天晚上自习结束，她递给我一盒磁带，是齐秦的《狼I》。
“听听这个，”她说，“比邓丽君有力气。”
那些日子，她们女生常组织出去玩。东湖磨山、黄鹤楼、长江大桥。因为我“天生带点幽默风趣”——她的原话——总被邀请同行。
第一次去长江大桥是初冬。江风很大，吹得头发乱飞。她们几个女生在桥上尖叫，让风灌满外套。我负责拿包，拿外套，拿没吃完的零食。
“快来！”她朝我挥手，“从这里看武汉，不一样！”
我走过去。长江在脚下奔腾，汉水在远处汇入，江面上轮船拖着长长的波纹。武汉三镇铺展开来，杂乱而生机勃勃。
“我小时候在青岛，常去栈桥看海。”她说，“海和江不一样。海没有边际，让人觉得自己渺小；江有两岸，让人觉得……再长的路，也有方向。”
我转头看她。风吹红了她的脸，几缕头发贴在额头上。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这个青岛姑娘心里，不只有海鲜和冰河。
第一次吃肯德基是大二上学期。武汉第一家肯德基开业，在江汉路。她们宿舍决定去“开洋荤”，又叫上了我们几个男生。
店里人山人海，排队排到门外。我们等了将近一小时才买到。她拿着汉堡，小心翼翼咬了一口，眼睛瞪大了。
“怎么样？”我问。
“甜的！”她惊讶地说，“面包是甜的！还有这个酱，也是甜的！”
我们都笑了。那个年代，汉堡对我们来说，真的是稀奇玩意儿。她仔细研究包装纸，说要在信里告诉爸妈，武汉也有美国快餐了。
“以后青岛也会有吧？”她说。
“会的。”我说，“以后哪里都会有。”
大二下学期，有一次我借她作业抄。其实是互抄，我的古代汉语，她的高等数学。她在桌前写作业，背影很认真，肩膀微微弓着，马尾辫垂在颈后。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在她头发上镀了一层金边。
那一刻，我心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
像是春天第一片冰裂开，很轻，但很清晰。
1992年暑假，我们各自回家。那个夏天特别热，杭州像个蒸笼。我一边忙着编印我的第一本杂志《原上草》，一边给她写信。
第一封信我写了四页纸。说杭州富春江的酷热，说杂志的进展，说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国女排输了。她在回信里写青岛的凉爽，写她帮妈妈晒海带，写她也看了女排比赛，难过得没吃晚饭。
那个暑假，我们通了五封信。镇里的邮递员老陈都认识我了，每次见到我就笑：“又有青岛的信？”
八月的一天，我收到她的信，里面夹着一张照片。是她在青岛海水浴场拍的，穿着泳衣，浑身湿透，对着镜头大笑。背后是蔚蓝的海和金色的沙滩。
好美。
她在信里写：“青岛的海水浴场，夏天全是人，煮饺子一样。但一跳进海里，什么烦恼都没了。真想让你也看看。”
我在回信里写：“等明年夏天。”
但其实等不到明年夏天了。
大三开学后不久，我们约好去神农架。说是探险，其实就是两个大学生穷游。坐长途汽车到宜昌，再转车进山。山路崎岖，颠得人骨头散架。
到木鱼镇的那天晚上，我们住在当地老乡家。晚饭是腊肉炒野菜，土豆饭。主人热情，拿出了自酿的苞谷酒。我们喝了一点，脸上热热的。
晚上，我们坐在屋檐下看星星。山里没有灯，星星特别多，特别亮，银河像一条发光的带子横跨天空。
“毕业后你想做什么？”她问。
“不知道。也许当编辑，也许写东西。”我说，“你呢？”
“我想回青岛。爸爸身体不好，妈妈一个人照顾不过来。”她顿了顿，“而且我喜欢青岛。喜欢海。”
我们没再说话。山里真静啊，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过了一会儿，她轻轻靠在我肩上。
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有点凉，手指细长。
那是我第一次牵她的手。
从神农架回来后，我们之间有什么不一样了。还是无话不谈，但有些话不需要说了。有时候在图书馆，她递给我一个苹果；有时候在食堂，我帮她打一份她爱吃的番茄炒蛋。简单，自然，像认识了很久。
毕业前的春天，我们说好，暑假她先来杭州，看看西湖，尝尝龙井，然后我再跟她去青岛，看她说过的无数遍的海。
“我要带你去栈桥，去八大关，去崂山。”她说，“还要去我小时候常去的那个小码头，现在可能没了，但我记得路。”
“我要带你去西湖，去灵隐，去龙井村。”我说，“还要去我家，我妈做饭特别好吃。”
我想让家人认识我心里的她。
我们甚至规划了路线，讨论了坐哪趟火车，带什么特产。她说要给她爸带武汉的鸭脖子，我说要给她妈带杭州的真丝围巾。
可是她没来。
我在杭州城站等了三天。第一天，我以为她车次晚了；第二天，我去火车站问了所有从武汉来的车；第三天，我往她青岛家里打电话——那时候家里有电话的都是少数——打了三次才通，是她妈妈接的，说她不在家，去亲戚家了。
又过了半个月，我收到她的信。
信很短。说她父亲病重，家里给她安排了相亲，对方是本地人，在机关工作，条件不错。说他们已经订婚了。说对不起。说祝我一切都好。
我把信纸对着阳光看了很久，好像这样就能看出字里行间隐藏的什么。但什么都没有。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后来我才知道，她父亲那年春天确诊了重病，需要长期治疗。对方家庭能提供帮助，不仅是经济上的，还有人脉上的。她是长女，下面还有弟弟妹妹。
这些，她都没在信里说。
毕业后的头几年，我们断断续续通过几封信。信里不写武汉，不写过去，只写现在。她写青岛的变化，写她的工作——她进了文化局，写她的丈夫，写刚出生的儿子。我写杭州，写我的工作，写我相亲认识的女孩。
我们都小心地避开某些话题，像在雷区里走路。
2000年秋天，我因为一个官司要去济南。其实官司不大，完全可以不用亲自去。但我还是去了。办完事，我绕道去了青岛。
到她单位时是中午。她们文化局是座老建筑，德国人建的，石头墙上爬满了爬山虎。我在门口登记，说是她大学同学。门卫打电话上去，过了一会儿，她下来了。
她瘦了些，头发剪短了，穿着职业装，跟大学时很不一样。看见我，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你怎么来了？”
“来青岛办事，顺路看看老同学。”
我们一起在单位食堂吃了午饭。食堂很大，吵吵嚷嚷的，同事们来来往往。她打了两个菜，一个红烧鱼，一个炒青菜。我要了同样的。
“这鱼是本地鲅鱼，还不错。”她说。
我们聊了些平常话。她的工作，我的工作。她的儿子五岁了，很调皮。我的女儿三岁，刚上幼儿园。她的丈夫在银行工作，我的妻子是中学老师。
一切都自然，平静，像任何两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
吃完饭，她送我到门口。秋天青岛的风很凉，带着海的味道。她裹了裹外套。
“谢谢你来看我。”她说。
“应该的。”我说。
我们站了一会儿，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她说：“以后来青岛，记得联系。”
我说好。
转身走了几步，我回头看她。她还站在门口，朝我挥挥手。阳光照在她身上，照在那些爬山虎上，红红黄黄的，像一幅油画。
那之后，除了二次同学聚会，一次成都，一次上海，我再也没见过她。
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在杭州的聚会上，听烟台大姐说海鲜，突然想起了她。
想起了武汉秋天的梧桐，想起了长江大桥上的风，想起了神农架的星星，想起了青岛文化局食堂的鲅鱼。
那些记忆像老照片，边角已经发黄，但画面还清晰。
我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算起来，她已经五十多岁了。孩子应该已经大学毕业，可能已经结婚了。她也许还在文化局，也许已经退休。她父亲的身体，后来好些了吗？
这些我都不是很清楚。
但我知道，有些人在你的生命里，不一定要一直陪着。他们像燕子，春天来，秋天走，在你的屋檐下筑过巢，留下过清脆的叫声。然后他们飞往南方，你留在北方。各自生活，各自老去。
但那些叫声，会在某些时刻突然回响。比如闻到海风时，比如看到梧桐叶黄时，比如听到某首老歌时。
写到这里，窗外杭州下起了雨。春雨细细密密的，像无数根线，把天地连在一起。我突然想填一首词，给她，给那些年，给我们都已经逝去的青春。
《青玉案·忆故人》
长江汉水东流去，三十年、匆如许。
记得珞珈山上路，梧桐叶落，桂园深处，笑语随风絮。
神农架里星如雨，牵手曾依老松树。
别后音书知几度？栈桥潮起，西湖烟暮，各自人生旅。
燕子，我的老同学，我青春的守护者。希望你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希望青岛的海，依旧蔚蓝；希望你的生活，依旧有阳光和海风的味道。
而我们这些曾经在武汉相遇，又散落在天涯的人，都会好好的。
就像那年你在长江大桥上说的：再长的路，也有方向。
